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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刷卡機紙打印的號碼與實物卡的號碼不一致

刷卡機紙打印的號碼與實物卡的號碼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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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慢吞吞。e-tickets入關，本意是提高效率，但隊伍排得更長了，海關官員會因為法國老太太總也按不上指紋笑個不停。Costa咖啡的小哥把我的雞肉三明治放進烤爐就忘了，在我提醒下猛地想起，拿出來已是兩面焦黑。傳送帶吐行李有如便秘，印度最大私營航空公司Jet Airways值機柜臺全開，仍然幾乎不怎么挪動，有時候一個柜臺圍了七八個人，好像人人都準備好理論一番，也確實有一位大叔兩手一攤發表了一通演說，結果他得到了優先。

德里機場入境處有巨大的海報：世界第一機場。這里倒的確干凈且安靜，或許得益于印度總理發起了一場清潔印度運動，“CLEAN AIRPORT CLEAN INDIA”，我只在等待交400盧比超重行李費時聞到了一陣“咖喱汗”，來自旁邊的一位工作人員。

我還沒來得及兌換現金，這讓柜臺這位小姐陷入了糾結，她走到電話邊，先張望了下遠方，才撥打電話，走回來露出焦慮的眼神，又走到電話旁，又張望了下遠方，又撥打了一遍。才終于過來一位拿著小小刷卡機的先生。

印度的ATM機不識銀聯，好幾家換錢的地方，手續費都高得驚人。最后問到印度中央銀行“不收手續費”的兌換柜臺，可工作人員也很古怪，兩個人動作緩慢到了無視我的地步，幾分鐘后，其中一個人抬起眼皮：我們沒有收據。我反應過來，趕緊說：完全沒問題！他終于從自己錢包掏出3050盧比給我，相當于抽取了50盧比小費。

從德里轉飛加爾各答的航班有簡單中飯，飯盤里好幾張小廣告卡片，最后一疊是飛利浦的空氣凈化器——新德里這一天遭遇20年來最嚴重霧霾，飛機幾乎剛一起飛，就消失在黃白色的有毒霧團里。坐在我旁邊的印度小伙子是一位谷歌工程師，那是2016年11月初，美國大選還有幾天見分曉，他說，過去大半年他一直在和硅谷那些美國同事打賭，從黨內初選起，他每次都賭特朗普贏，理由是，從歐洲到美國到印度，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的崛起是全球的大背景，“過去我們太自由放任了”。自然，他一直在贏錢。總統大選他又賭特朗普獲勝，“假如他贏了，我至少還有贏錢這一件高興的事兒。”

一出“CLEAN AIRPORT”就陷入了瘋狂按著喇叭的黃色的士的汪洋大海，司機和其它司機對罵，有時候又覺得他們只是在開玩笑。下車時他像慢動作一樣幫我把行李從后備箱拿出來，又夸張地氣喘吁吁（其實箱子很輕）。我乖乖奉上20盧比小費。

在加爾各答停留了不到24小時，印象是……居然和刻板印象一模一樣。一模一樣。氣味古怪，臟水橫流，訂好的車最后一分鐘告訴你它來不了了。在這座印度第三大城市的火車站，到處都是騷擾你的挑夫，人群像密密麻麻的無頭蒼蠅，火車在散步，人在火車道上散步。

筋疲力盡躺在開往格雅的臥鋪列車上，用手機讀宗薩仁波切的《八萬四千問》，“心可以被調伏，因為心能夠被影響，這或許是我們能聽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我們被訓練成易怒和猜忌的，這是我們如此擅長此道的原因。”說得真好，沉下來才能好好回想過去24小時的感受，覺得對加爾各答的粗淺評判很不公平，這可是特蕾莎修女和泰戈爾生活過的城市。看著看著我就睡著了，小憩醒來后這旅程甚至變得有點甜絲絲的——而這并不是我帶的椰子糖所致，人心是多么容易變化啊。

晚餐是咖喱盒飯，吃完問列車員，垃圾桶在哪兒，他沒說話，打開車門，直接把飯盒扔了出去。天光尚在，列車正經過一個巨大的拐彎，一位攝影師探出身子，打算記錄下列車優美的弧線，顯然是前面車廂飆出來的一泡尿隨風澆了他滿頭滿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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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列車從加爾各答開往瓦拉納西，一路都在拋下各種垃圾，結果到達格雅（距菩提伽耶最近的火車站）時，我們恨不得把自己也拋出車外——列車員報錯了站，我們根本來不及搬運行李，就在我們跳上跳下大汗淋漓時，列車已經緩緩開出了。謝天謝地，如你所知，印度的火車實在不快。

格雅車站里外都躺滿了人，不少衣衫襤褸，不少衣不蔽體，悉達多王子當年出宮后看到的大概也是這番場景吧。有人說，印度的混亂對修行者是非常好的加持。可惜我只是一個有點疏離的感受者。

菩提伽耶是個小城，一條主路連接起街市與摩訶菩提寺，街市上三輪車的突突聲和寺廟里供奉的香燈都永不停歇。寺廟的院墻是世俗與靈性，也是喧鬧與清凈的分界線。正值悉達多節，每天都有大量人群在墻內外做著鐘擺運動。摩訶菩提寺是世界文化遺產，最核心的區域是一大片下沉的佛塔區，正中有兩棵大菩提樹，傳說悉達多正是在其中一棵下面證悟成佛。

法會下午兩點開始，大多數人都自帶坐墊，這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個體力活。人們跟讀佛經，有人拿著iPad，有人拿著發黃發皺的小本子。有小喇嘛走神了，發著呆或好奇地張望。45分鐘后有人挨個分發餅干和飲料，氣氛莊重又輕松。宗薩仁波切坐正中間，誦經之后用不丹語授課，配有中文翻譯。課講到一半，兩條黑狗來到他身邊，安靜的那只蹲在人群中被輪番撫摸，不安分的那只，只能在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和笑聲后被趕走，走的時候橫切舞臺，留下一個自由的背影。這里不到五點已近黃昏，佛塔區反射出無數微小的金光，歸巢的鳥兒聚集到正南一棵樹上歡叫，來自斯里蘭卡的佛教徒敲鑼打鼓繞場一圈，用舞蹈慶祝雨季結束。我突然想起了伊斯坦布爾藍色清真寺前人們等開齋前的傍晚，都是宗教儀式帶來的美好世俗生活啊。

佛弟子們忙碌時我在會場外圍溜達，碰到一個人就問，你覺得最快樂的事情是什么？來自臺灣地區北部的出家尼姑說，最快樂的事情是來到佛祖的土地，“你去過八圣地嗎？”1999年離開四川若爾蓋的男人說，最快樂的事情是自由。從上海參團來的一位大媽說，最快樂的事情是修掉各種不好的習氣。一直在角落里磕大頭的澳大利亞夫婦說，最快樂的事情是通過修行獲得滿足，因為人的苦通常來自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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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專訪宗薩仁波切，全世界最知名的藏傳佛教上師。因為是受邀前來，所以信心滿滿，結果被告知采訪時間只有15分鐘，“增加不了了，法會期間，他實在太忙了。”他的助手不由分說。

我們帶來了大隊人馬和設備，想拍一個紀錄片級別的東西，還被航空公司罰了高昂的超重費，結果換來了15分鐘？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同事，一位了解仁波切的佛弟子朋友安慰說：好好休息，等明天見了面再說，“我們還是太在乎自己一畝三分地的事兒。跟他做事情，發現他再忙，和別人約見一個午餐，還是很享受，沒有焦慮之前的事情。我要有事情，就別想吃好睡好，我一直在修正自己，可太難了。”

誰說不難呢。我們決定假裝什么也沒發生，按照5個小時照常準備采訪提綱，折騰到凌晨兩點半，三點半睡下，六點一過就醒了，掙扎而感傷。七點出發，四個蹦蹦司機還沒出酒店大院就開始爭論到底該向左拐還是右拐（其實都可以），我腦袋里再次浮現出阿馬蒂亞森《慣于爭鳴的印度人》的封面，另一位同事忍不住了，大吼：go! now!

到了宗薩仁波切所在的雪謙寺，他準時出現，告訴我們：法會日程很滿，但我愿意給你們一個小時采訪時間，只是要分四次進行，每次15分鐘，“這樣也許你們都每次都會冒出不同的想法。”眾人轉悲為喜，甚至開始覺得，比起一次性給我們5小時專訪時間，這是更酷的辦法。

在一部名為《真師之言》的紀錄片里，宗薩仁波切曾數次玩過類似的“把戲”：邀請導演（同時也是他的弟子）團隊去不丹拍攝，人們訂好機票酒店，辦好簽證，臨出發前幾天得到通知：仁波切那段時間不在不丹。那是更大規模的不敢相信和不愿相信，但崩潰過后又總能得到某種補償。宗薩仁波切善于摧毀你的預期（他說，與不夠自由相比，他更害怕人們的期望，“如果我正在讀一本情色刊物，在每次有人找我的時候，我不喜歡非得把它藏到枕頭下面”），但這未曾不是給了你一個審視自己的機會：我們真的有那么多問題可以填滿5個小時嗎？又或者，如果5個小時只是“填”滿的話，那又是我們所追求的嗎？但作為一個疏離的感受者，寫下這些文字時又抱著懷疑：畢竟，佛教相信一切都是心念，在巨大的“心”的驅使下，一切都有合理化的空間。想想真有意思，上師的一切言行都可能被過度解讀，他們深知這是無法逃離的宿命，不如干脆利用這一點，和弟子們玩一些小小的游戲。很多時候，在較低的維度，人與人的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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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采訪還算順利，隔天上午，我們正準備著第二次采訪的提綱，接到攝像師的語音微信：出事了。他們在郊外用無人機拍攝時被印度警察逮了個正著，無人機被沒收，警察正帶著他們往酒店來。

又一次緊急開會，商討對策，plan A，plan B，誰主說，誰補充，最壞情況怎么辦，等等等等，核心歸為一句話：打死也不承認我們在拍紀錄片。來的警察有點氣勢洶洶，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都佩戴著槍支。前臺工作人員及酒店經理一直在和他們溝通，氣氛不算融洽，那會兒我滿腦子想著的都是昨天晚上和前臺姑娘不小心說起我們在拍紀錄片，擔心她在警察面前把我們賣了。

過了十幾分鐘吧，長得有點像《生活大爆炸》里Raj的酒店經理走到我們面前，讓我們不要擔心， “你們是我們的客人，我們肯定是站在你們這邊的。”這句話他說了兩遍。在此之前，他已經登記了警察的名字和警號。

最后警察做出的決定是，復印我們的護照，同時要求酒店前臺暫時代管我們的無人機，退房時才許取走，不得再在菩提伽耶使用。

當天晚上，我們又去了酒店旁邊的悉達多餐廳，嘗試了“滿洲蔬菜”（蔬菜做的四喜丸子）、“悉達多特色蔬菜”（熱的蔬菜大雜燴上面撒上碎奶酪）以及印度“棒棒雞”（雞肉串外面裹面皮炸后澆上番茄雜燴醬）后，決定斗膽問一下餐廳領班，我們買了點秋葵和青菜，能不能借用你們的廚房自己做兩道菜？

他們居然同意了。領班、廚師、服務生站作一排看我們炒了小白菜、秋葵煎蛋和西紅柿炒蛋，又齊刷刷站在長桌的另一頭看著我們歡天喜地地瞬間瓜分完畢，最后領班湊上前來：能不能給我們寫一下你們的秘方？

就在我們友好地進行中印文化交流的時候，餐廳電視里的印度語頻道一直在播放突發新聞，我們唯一能看懂的三個字母是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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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來，太陽徹底失去了光芒，幾乎可以用肉眼直視。不只是新德里，整個印度東北部都陷入了重霾的包圍——我所在的那10天，在“air matters”的全球空氣城市排行榜上，瓦拉納西和中國河北的辛集一直在爭奪頭把交椅。不過更大的新聞是，印度總理昨晚宣布，為了打擊逃稅和貪腐，即刻廢除500和1000的大面額盧比。起床看到新聞時，我終于想起了昨晚的ATM意味著什么，在這個早上，菩提伽耶（大概全印度也是如此）所有的銀行和ATM機都閉門謝客。

我們一行八人，把手里所有的小面額盧比集中，又去街上高價換了一些（當時的市價是1000盧比整鈔換800盧比零錢），才湊齊了進入摩訶菩提寺的門票。宗薩仁波切的第二次采訪就安排在寺門口。“哦，你知道的，我是在這片土地上長大的，”他說，“誰知道今天晚上又會發生什么呢？”

采訪開始時，剛好趕上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特朗普爆冷獲勝，我想起宗薩仁波切之前的“預測”：“這個世界正在越來越多地依賴因緣，可能就是那些討厭特朗普的人，會讓他獲得勝利。”我給飛機上認識的印度小哥發了條短信：哥們，你又贏了！他秒回：哈哈，是啊。悲哀的一天！

采訪完，聽說可以在一些旅行社用美元換到小面值盧比，打個摩托車去找，司機一路警告我特朗普贏了美元大跌，一路把我拉到城外鳥不拉屎的一個小旅行社。掛牌匯率還不壞，柜臺那頭一個巨大的身軀端坐著，安慰我不要驚慌，“不要被嚇住”，然后給了我一沓已經作廢的1000盧比鈔票，被我拒絕后他開始了兇巴巴嚇唬我：“你們要去銀行嗎？你們的美元是真鈔嗎？你們有許可證嗎？”

很難說換不到錢和特朗普當選哪個更讓我不爽，下午，我決定去郊外透透氣，宗薩仁波切在那里的一所孤兒小學有個開示。

出城要穿過一條枯水的大河，羊啊牛啊狗都在沙灘上散步，接近小學時，突然冒出來許多西方人，女性居多，長發、麻布衣衫、人字拖，走在印度塵土飛揚的鄉間。開示地點是一個破舊二層小樓的樓頂，我混在那群信仰東方宗教的西方嬉皮士里，聽笛子和西塔琴演奏，也聽宗薩仁波切說“發愿”和“空性”。幾天后，我和紐約小伙子鄧肯——我倆都是第一次來印度，都對佛教比較親近但同時也與其中超自然的東西保持距離——聊起菩提伽耶，他說，特朗普當選了，萊昂納德·科恩去世了，印度被廢鈔搞得一團亂麻，感覺整個世界都在周圍發了瘋一樣的亂轉，而我們卻在這么個地方安靜地呆著，什么也不用做。他是互聯網從業者，覺得云啊什么的和佛教思維真的很像，但同時也是全球資本主義商業科技邏輯的懷疑者，“1960年代的精神后來被耐克蘋果接管了，而他們的價值觀都是狗屎。”我看到他的Facebook上都在為桑德斯助選，“民主黨之所以輸掉，就是因為沒有選擇像桑德斯這樣的可以真正回應公平問題的左派候選人。”

二樓樓頂視野很好，遠處一片灰綠色的田野和一排高樹，偶爾有大鳥飛過，霧霾在此刻并不讓人煩惱，反而增加了某種靈性，按照傳說，這就是悉達多證悟之前遇到牧羊女蘇嘉塔，被羊乳供養恢復體力、也恢復了和世界的聯結的地方。那是一個讓人沉靜的下午，某些時刻我甚至能感到有種能量在流動。但這畢竟是印度，開示到尾聲，附近村莊傳來了歡快的印度搖滾，大家面面相覷地笑了。

結束后人們再次穿著人字拖踩在灰塵里，許多蹦蹦車在村口等候，塞滿人后摁著喇叭轉過“no horn please（請勿鳴笛）”的路口，駛往城里。

回來和前臺閑聊，她很滿意選舉結果。我問：你不喜歡希拉里嗎？她：我也喜歡她，但此刻特朗普是最好的。我：為什么？她：there are some reasons（有一些原因的）。然后低頭笑了，不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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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準備采訪和拍攝的時候，我就在小城里溜達，來自亞洲各國的佛弟子在這里建起了屬于自己的寺院，中國的，日本的，泰國的，緬甸的，還有“不丹皇家”的，在燥熱嘈雜的菩提伽耶，佛寺就是一個個綠洲。除了法會，摩訶菩提寺內也有規模較小的演講與分享，某一天我聽到一位來自牛津的印度裔教授在批判“人造環境”，他的大意是，19世紀以來印度對歐洲的模仿讓這個國家失去了本真，“我在不丹10天沒有看到一棟難看的建筑，而我在印度，從德里到格雅，沒有看到一棟好看的建筑。成長在人造環境下的人，很容易就忘記了生活的本質是簡單的，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就說我從德里來格雅的火車吧，一路制造的垃圾都去了哪兒？包括那些盒子比餅干本身還重的重度包裝，都去了哪兒？”（根據我有限的經驗，應該是都扔到窗外去啦）他繼續批評西方經濟學對人的思維有害，批評經濟學已經和倫理分開，不再關心人了。“你們知道每年有多少印度農民自殺嗎？印度的中產階級，你們應該get your hand dirty（弄臟你們的雙手）！”

午飯我去了意大利咖啡館，那里窗明幾凈顏色簡約，可能就是牛津教授批判的“人造環境”，卻也是城中唯一能給人“秩序感”的消費場所，據說王菲和周迅都來這里吃過飯，自然也是國際物價水準，一個雞肉三明治和一杯卡布奇諾330盧比，相比之下，本地市場20盧比就能買一大袋蘋果。吃完信步走上小路，經過一個污水塘，里面有人在齊腰深的水里挖些什么，走近發現水中蓮花盛開，岸上母雞孵蛋，垃圾和灰燼中有金色的蝴蝶。

傍晚我碰到一位來自錫金的文雅僧人，他自稱是一個“不夠勤奮的普通和尚”，11歲進寺廟，在里面呆了25年，今年42歲，過去五六年一直在南亞次大陸云游。他說，在寺廟的時候，和外面的世界接觸很少，很多東西都不知道，比如，對家庭生活就毫無概念，出來以后，他知道了真實生活的種種，但這也意味著欲望和痛苦的增加。他說，很多時候他要調動自己對“空性”的認識去對抗升起來的各種欲望，比如金錢，比如愛情。他說他不算有過愛情，小時候喜歡一個玩伴，總想著一起出去玩兒，但母親警告他，如果你今天出門就不要再見我了。“愛情永遠在變，你說你可以為她***，但這種想法是會變化的，也終有一天會消失。這是空性。”

晚上我在摩訶菩提寺里跟著眾人轉塔，在那個小的圓圈里，你匯入人流就匯入了一個時間軸，不存在折返這件事，改變速度也很難，我總是一邊行進一邊試著“覺察”什么，可惜多數時候頭腦里空空如也。磕長頭的尼姑一邊慢慢地前進，一遍小心翼翼地把地上死掉的蒼蠅撥到一旁，來自加爾各答的老太太對著來自哥本哈根的老太太夸贊自己的城市，“太多太多好地方，新市場又好又便宜，一杯奶茶只要0.6盧比”，丹麥人是做針灸生意的老板，今年65歲，20歲時作為一個嬉皮士參加了一次藏傳佛教活動，改變了一生。這次來菩提伽耶她終于見到了宗薩仁波切，此前她只是他“眾多Youtube弟子之一”。九點整，寺內響起了口哨聲，催促信徒結束今天的儀式，我拾階而上，有人在售賣菩提樹葉。走出摩訶菩提寺，主街兩邊的攤販大部分已經散了，剩下的也在大把大把把佛珠往地上的框子里堆，乞討的孩童瞅準最后一波人潮，雙手合十用中文說阿彌陀佛。回到酒店，翻了翻當天的《印度時報》，幾乎每一版都有廢鈔新聞，好些外國游客，到了泰姬陵門口卻因為零錢不夠沒能進去。

最后一天，我們一大早起來趕5點50回加爾各答的火車，結果晚點到10點半。在格雅火車站百無聊賴之際，我最后一次感受了矛盾的印度：車站有巨大的“忘掉現金”的廣告牌，也確實可以電子取票，網站甚至實時更新列車位置，但主要售票窗口還是靠不斷擦洗的小黑板通知人們到站時間；隨地小便者無處不在，但在摩訶菩提寺新建的廁所里，你得脫鞋才能進去；列車設有殘疾人坐席，但和貨物同一車廂，也不知是貼心還是鬧心；和我們那晚初到時一樣，站廳里仍然東倒西歪到處躺著人，好幾個父親帶著孩子，大概是送他們上學吧，從他們中間穿過，小孩子們都干干凈凈，坎肩一穿，頭發一梳，漂亮極了。十幾個小時后，我們到達機場，回到了熟悉的干凈清靜的世界，加爾各答機場給自己的帽子是“best improved airport（最大進步機場）”。

—— 完 ——

題圖為摩訶菩提寺法會場景。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楊瀟，記者、游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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